只怪少女防范意识差，并不靠谱

　　为什么人们要说女孩和家人防范意识差劲呢？是基于稀里糊涂搭错车等认识

　　流传得最广的一篇报道说，高渝是因为搭乘哥哥联系朋友的顺风车，阴差阳错上了陌生人的黑色私家车，结果惨遭杀害。并且，在上错车后，高渝和妈妈还通过电话。

　　于是，人们就狐疑了，20多岁的姑娘怎么会上错车？为什么家人不和姑娘对好车牌号，做妥善安排？为什么上错车了却不知道下车？总之，怀疑高渝本人及其家人都没有防范意识，才酿成了大错。

　　但是，对于这起举国关注的命案，在不同的新闻报道中关于本来要上的车就有四种说法

　　花季少女的失踪极为牵动人心，然而，从最初的失踪到现在，各种报道说法不一，关于高渝哥哥联系的车就有四种不同的说法，且看下图：

　　所以，到底是一辆朋友的顺风车、一辆朋友的出租车，还是一辆朋友的黑车，或者是一辆不是朋友的单纯召来的正规出租车呢？信息非常混乱。搭错的那辆车信息也一样，在此前的报道中，一直被广泛地称之为一辆黑色私车。然而，破案后，当地媒体披露了部分资料，人们才发现竟然是红色的。同样的，有的报道说高渝在车上和妈妈联系过，并且家人很快报警，也有的报道说高渝妈妈是在六天后才发现自己女儿失踪了……

　　既然信息如此混乱、相互矛盾，就此来轻易指责高渝及其家人太没有安全意识就有点站不住脚跟了。

　　混乱信息中能得出一点结论是，对于高渝而言坐长途公交不太便利，甚至有搭黑车需求。

　　高渝是要从重庆的郊县铜梁回主城区。比较准确的信息是，高渝是在一个离铜梁城区3公里的地方等车的。而她要从那个地方回到几十公里以外的重庆主城区坐长途车不是很方便。所以才有了叫车的需求。事实上，从许多郊县去周边大城市都存在这个问题，每天的长途车班次是固定的，还得到站上才能买票，对于不住在县城的人来说不够便利。而“黑长途”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词语了。其实，在“铜梁中学”的贴吧也会看到这样的询问——“哪个有铜梁到重庆黑车的电话？”应答者不少。

　　基于此，很可能高渝比较习惯以乘坐“黑车”的方式回到主城区，又或者这是当地人一个比较普遍的选择。人对于惯性的事情不会有多少的防备心理。这也很好解释“搭错车”这回事。为什么错了还不下车呢？最可能因为反正都是要坐一辆黑车回去，对于乘车人来说都一样。而目前能够确定的信息是，高渝上车之后和同学、原车司机有通过电话，看起来一切正常。此外，还有一个比较可靠的信息来自高渝的家属，报道说，17日晚8点左右，高渝的家人得到警方通知，核实路上的摄像头拍摄到的监控录像。摄像头位于璧山大路镇的一个路口，录像上显示，高渝坐在轿车的右后方座位上，当时，她正悠闲的托着头看向窗外，时间是9日下午六点过。可见开始一切正常，杀机起到最后。当然，到底为何司机起了杀意目前就不得而知。

　　基于以上的分析，高渝本人确实算不上多谨慎，但是也不是糊里糊涂，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

　　其实，更该怪、该反思的是公共空间的女性安全保障问题。

　　呼吁加强对女性个人的自我防范意识教育没有问题，但不够

　　在“孕妇替夫猎艳案”中，人们就纷纷可惜少女太善良、单纯。而因为女性天生比较容易泛起并表达同情与情感，再加上体力上的普遍劣势，人们一般认为加强女性个人的安全防范教育太重要了。这次的事件一出，媒体在报道事件的同时，也纷纷在稿件里加上了类似“女性安全注意手册”之类的东西。这样没错，可到底到底需要小小翼翼、谨慎到一个什么度呢？以“替夫猎艳案”来说，最大的问题还是，谁也想不到会有这样恐怖而奇葩的孕妇存在。而在国外一些地方，搭顺风车甚至是比较普遍的事情。同样的，在以前专题中也指出过，类似于公共场所性骚扰问题，成天让女性长衣长裤就是解决之道么？而一旦把问题都归结到“女性着装”上，往往就把公共责任和制度建设给推到了个人身上，从而逃避问题。

　　倘若步步惊心、处处为营也不是办法，总有防不胜防之处。所以，反思与加强女性个人的安全意识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这显然还是很表面，远远不够。并且，铺天盖地的反思与安全教育，还有可能引发群体恐慌。

　　那么，更应该注意什么呢？恰好有一个台湾地区的类似典型案件可以做参考：

　　1996年12月，台湾“民进党妇女发展部主任”彭婉如在失踪63小时之后被发现尸体，并且她在生前被强暴后又被残忍地捅了35刀。彭婉如之死让许多的台湾人震怒，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妇女权利，并且为之奔走的人，遭此厄运，自然得到了最为广泛和持久的关注度。而恰好，彭婉如也是在深夜搭乘出租车离开饭店后失踪的。

　　当时的台湾地区发生过不少出租车司机对妇女侵害的事件，基本无疾而终，没有什么波澜。这是为何呢？原来，那时台湾的出租车司机和大陆现在的黑车司机差不多，由于缺乏管理而素质普遍较差。一个佐证就是，在彭婉如命案发生时，警方就指出，其时全台湾领有出租车营业登记证的司机共有12万5430人，其中有刑事前科者就高达46871人(占37.4%)，究其原因，在于“法例”就非常宽松。

　　尽管彭婉如案成为悬案，至今未破，不过，由此却带来了公共空间与妇女人身安全的热点讨论与关注。最后促成了包括更为严格的出租车司机准入登记制度等诸多改变，甚至直接促成了台湾“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通过。

　　所以，类似搭乘黑车遇害这样的问题，实际上也反映出严重的公共空间安全性问题。

　　人生活的空间分为私密和公共两种，而在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地的许多调查中，数据都反映出女性普遍有着比男性要强烈得多的在公共空间的不安全感。这和大家的普遍感受也一致。比如，同样一条路灯昏暗的小巷，多数女性会感到非常害怕，而许多男性就会觉得无所谓。这里有三个层次的侵害问题：第一个层次，类似于阴暗小巷或者是公共运输设计缺陷这样的问题，的确给了侵害行为土壤；第二个层次，这些公共空间设计上的缺陷容易给人，特别女性不安的感受，类似于高渝命案，前段时间发生的色狼公交猥亵女生等案件其实又进一步佐证和加深了这种恐惧感，而人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第三个层次则是，有的人不仅仅不害怕这样的公共空间，反而非常得意，在阴暗之下，更激发出自己的罪恶面，有恃无恐地犯罪。

　　如上文所述，高渝之所以搭乘黑车，最根本的还是由于运力、路线规划、正规出租车长途不够方便等问题组成的公共交通设计问题。她搭错车并不是稀里糊涂就上了一个陌生人的私家车那么简单的。实际上，“黑长途”泛滥是中国社会一个有普遍共性的问题。在高渝案发后，人们也找出不少类似案例来。而“设立夜间公交车、延长捷运行驶时间、建立安全叫车网络、标示僻静巷道，增设夜间照明等等都是政府应积极提供之基础建设”，这些是台湾的一些团体在彭婉如等案件后总结起来的在交通公共空间上政府可以做的努力。

　　如何让公共空间不那么危险，让人免于恐惧、行动自由是个重要议题

　　无论是“搭乘黑车技巧”还是“女子防身术”都是一些“事急从权”的办法，然而，由于高渝案的关系，这些“安全小贴士”四处都是，好像除此之外毫无办法，又加深了许多女性的不安全感甚至恐慌。其实，不管男女，公共空间的使用者都有免于恐惧、安全使用这样的合理期望，而这也是公共空间的设计应该去满足的。

　　如何让公共空间更安全，更让人不恐惧，一方面是市政规划等设置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制度建设的问题。举例说，一个叫“城市女性国际”的非营利组织在2009年在印度、坦桑尼亚、阿根廷、俄罗斯的四个城市启动了一个叫做“性别包容城市”的计划，就是针对的是女性易于受到暴力侵犯的城市环境，其目的是使当地社区参与到建设更安全的公共场所中来。在这个计划中，人们改善街道昏暗的灯光，对低收入社区进行治安干预，而在俄罗斯彼得罗扎沃茨克，3年半过去了，当地居民报告说公共场所的安全状况已有改善。袭击事件的发生率已从每天至少10起减少到每周仅3起。用社区内一位女性的话说：“走在街上我很自信。我确信我有出行的权利，不用感到害怕，因此我更欣赏自己，也能在公众集会上谈论我们的安全问题。”当然，这样的改善不仅对女性有利，对许多男性同样。

　　高渝命案令人扼腕叹息，相关事件也不少。而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如何建设一个让人免于恐惧的公共空间？如何让人能够在在公共空间里安心自由地行走？这可不是“安全锦囊”满天飞这么简单。

　　本文来自：腾讯

　　作者:王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