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在从数次精神崩溃和自杀未遂中恢复过来后，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1932~1963)决定将自己三十年来的人生经历写入自传体小说《钟罩》。是年5月，她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披露说，“小说已完成三分之一……我向往写这部小说已经十年了，但总写不成。然而，在一次与纽约出版商商量在美国出版诗集时，堤坝陡然间决开，我一晚上未能入眠，创作的激情一下子攫住了我……”口气兴奋、喜悦、自信，丝毫没有预料自己将再度陷入崩溃和自杀，而她与英国诗人特德·休斯(1930~1998)被誉为文坛佳话的婚姻也将走向孽缘的终局。

　　普拉斯死后声誉日隆，其诗集不仅获得1982年普利策诗歌奖，《钟罩》也被视为女权主义的标志性著作。从《钟罩》来看，普拉斯的殒灭与其说是社会环境或者具体的人事使然，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作者锋芒毕露的个性，使之无法俯就和融入这个其眼中无比愚蠢的世界。

　　小说女主人公埃丝特与普拉斯一样，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霸”。她的心理年龄与实际年龄极不相符，冰雪聪明却不谙世事，这就决定了她在走出学校进入社会不可能做到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她像很多自尊有余经验不足的菜鸟一样，深谙装逼的精髓。“如果你以一种傲慢的态度做一些失宜的动作，仿佛你胸有成竹所做的一切是恰当的，你就没事儿……他们会以为你很有独创性，很聪明过人。”但她每次都弄巧成拙，将从没沾过的伏特加当白开水喝，又将洗指钵中的白开水当高汤喝；以为很懂小费的行情却被出租车司机狂摁喇叭追讨；表示厌倦男女间那档事儿却不知不觉充当人家的电灯泡……一路失败下来，她说这个世界就如同从“钟罩”中看出去一样扭曲、伪善和堕落。

　　在《钟罩》中，这种分裂的人格，最突出地表现在作者的行文风格上，普拉斯的口吻，时而如荡妇一样邪门、诡谲、诙谐、放纵，时而又如贞女一样典雅、纯真、高贵、善良。正是这种分裂，让她无法以一种无动于衷，甚或玩世不恭的态度面对世界，更无法弥合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罅隙，以至她在写作、情感和事业上感到窒息和绝望。没错儿，当年的西方社会是很狭隘，女人能做的工作不外端盘子、接电话、充花瓶，能收获的爱情不外找个男人获得“永恒的安全感”。但是，想想彼时多丽丝·莱辛正在家庭和工作间打拼奔忙，艾丽斯·门罗正在厨房的吃饭桌上奋笔疾书……不过，普拉斯才不吃这套，她宁愿让埃丝特尝试各种一击即毙的自杀绝招、进出五花八门的精神病院，也不愿与现实有丝毫妥协。

　　诚然，就女权主义的立场来说，普拉斯不少观点是谈得很好，或者，至少还不坏的。比如她揭露两性关系的不平等，男人可以率性而为，而女人“与其抱憾终身不如洁身自好”的虚伪；她指出有些传统婚姻近乎夫妻间的政治博弈，一俟婚礼完毕，丈夫就只待太太“像厨房的地毯一样仰躺在他脚下”，任踩任踏，等等。但有些观点，她则钻了牛角尖，将男性完全对立起来，视家庭为两性彼此折磨的地狱，特别是，她在道德上滑入了逻辑自证的怪圈。小说中，埃丝特的男友脚踏两条船固然让人摇头，但埃丝特为了隐瞒自己缺乏经验、假装阅男颇多也一样问题不少。一当男友认为两人关系熟稔、披露了情史时，埃丝特立刻上纲上线：“他一直让我觉得我竟然比他更注重性爱、比他更富有经验，他所做的一切—像拥抱啦、亲吻啦、爱抚啦，只是我挑逗、引诱他突然干的……”换言之，比起出轨，埃丝特更在乎的是男友站在某种道德(当然还有智力)高度上侮辱了她，而这种侮辱完全是她自己臆想的。

　　《钟罩》所体现的女权思想，已较早于其30年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1929)有更多的发展。在这篇论文中，伍尔夫详细阐释了经济自主对女性独立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而在《钟罩》中，经济因素让位给了道德因素。然而也正是在道德问题上，普拉斯所传达的女权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沦为某种概念式的东西，即这种女权，只追求两性平等的“形”，而不是“实”。女性不是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吗？那就将女性抬高到男性的水平，让她们永远有钱花、有“房间”住。男性不是在道德上腐败、堕落、令人不齿吗？那么，为了实现平等，女性也应该降低到男性的水平，跟他们一样腐败、堕落和令人不齿。

　　小说中，埃丝特诸多行为的动机，便是如何“失贞”。她说眼下要找“一个二十一岁却仍然纯洁的、健壮的、聪明的青年那么困难”，那自己如此费心保持贞洁做什么，还不如找一个烂人结婚，“当他开始叫我痛苦的时候，我也完全可以叫他痛苦”。为了获得道德上的平等，她也找男人，也出轨，结果只是把自己逼入更糟糕的境地罢了。让我们想想20世纪以前西方文学中的女性角色(如但丁的《神曲·天国篇》)，大多是以拯救“堕落”男性的光辉、智慧、美善的“女神”形象出现的，她们不是汲汲于降到男性的水平，而是将男性拉高到她们的水平。而普拉斯笔下的女性，则以“自侮”、“自轻”、“自贱”来标示自身，可惜的是，这样的平等观念没能拯救她，她也一直没能走出智性和情感的死胡同。

　　作者文思如泉涌，犀利独到的观点比比皆是，堪称才女书。不过也正因其敏感、多虑，反而使小说烙上偏激乃至失智的印痕。“钟罩”系普拉斯用以影射美国社会光怪陆离的象征，但我们不要忘了，迷离视线的，可能更多的是作者一颗天生丽质，又脆弱易折的心灵。